​《十二公民》：感性宣泄中的理性光辉

《十二公民》：感性宣泄中的理性光辉

某天凌晨00：10分，“富二代”的生父被人用刀刺死在自己的房间内，凶器被留在了现场。接到报警和证人供述后，警察凌晨1点在别墅内，将犯罪嫌疑人“富二代”当场抓获。

三位证人的证词直指“富二代”就是真凶。

经证实，现场遗留的凶器，那把造型特异的刀，“富二代”于案发前曾购置过一模一样的一把。

凶手是谁，似乎已经不言自明。

如果有一天，你手持能决定一名犯罪嫌疑人生死的一票，你会如何抉择？如果在你之前，所有投票权人都做出了有罪的表决，你是否还能恪守心中不到百分之十的怀疑，为一个臭名昭著的囚徒，保留最后一丝生机呢？

《十二公民》中，弑父的“富二代”是那个臭名昭著的囚徒，8号陪审员陆刚，就是那个手握最后投票权的人。

按照规则，陆刚只要跟随前十一位公民（他们十二人在一场政法大学的英美法课程补考中，一起扮演陪审员的角色）投出有罪的一票，就能够宣告“富二代”在舆论上的死亡，从而结束审判。

然而，陆刚做出了让在场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的选择。

他投出了无罪的一票，一票否决，审判继续。

“谁也不能随便宣布一个人有罪，除非证据确凿。”这是他的理由。

然而，组成这次陪审团的其他十一位公民，都是来自社会的不同阶层，从事不同的职业，他们聚集在一起不过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通过补考，配合学校演一场戏而已。

疑罪从无？无罪推定？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话。

对于他们来说，被知名企业家收养的“富二代”用刀捅死他那个天天上门讨钱的赌鬼生父，是一件不用动脑子就能想清楚的，再合情合理不过的事情。

更何况，有人“看到了”，有人“听到了”，现场留下了他前不久刚买的“那一把”不同寻常的刀。

“证据都那么充分了，大家都知道是他杀人了，刀怎么解释？证人怎么解释？目击者怎么解释？”面对陆刚势单力薄的辩护，3号陪审员怒怼道。

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证人也会犯错，物证也会“骗人”？

人是理性的动物，是古希腊哲学家提出的命题。

然而，人倘若真能不加提醒就能自如地动用理性思考的话，也就不需要哲学家刻意说出这样的话了。

于是，与之相对的还有一个说法是：人和普通动物一样，都是凭借以往的经验判断一切事物。

或许这两种说法都有失偏颇，但是把它们相结合就能得出一个相对合理的答案，即人生来就是理性而善于独立思考的，但在社会化的进程中，人逐渐从个体的、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中抽离出来，转而更青睐于整体的、经验主义的思维习惯。概言之：人身为自然人是理性的，身为社会人却是感性（非理性）的。

当我们张扬着正义的旗帜，居高临下地诘问手脚并缚的被告人，冷眼以对律师对其的辩护之时，我们是否已经深陷经验主义的泥沼，开始不加怀疑地认为司法者象征着绝对权威的正，被告人象征着引颈受戮的恶，辩护人象征着利欲熏心的伪呢？

回到电影中，除陆刚以外的其他十一位公民无一没有带着个人经验主义的偏见去审视这个案件。

晚上八点钟，有人在楼下听到了“富二代”与他的生父发生过激烈的争吵。所以凌晨时分，对生父说出“我要杀了你！”这句话的，一定就是“富二代”本人。正因为“富二代”说了这句话，所以认定他一定会动手，而事实上他的生父也的确被人杀了，因此推定“富二代”就是凶手。此外，留在现场的凶器——那把造型特殊的刀，与富二代此前购买的正是同一款，因此凶手自然就是刀的主人。

这样的推理看似的确符合逻辑，于是我们将“富二代”从普通公民变成犯罪嫌疑人，变成法庭上的被告人。

但是这不足以作为定罪的依据，我们不能只凭经验主义的擅断就将被告人打成罪犯。即使一个人被千夫所指，只要缺少证据就不能对其定罪。这也是我为什么在劳荣枝案二审的文章「世纪末的余罪：劳荣枝案二审的第一天」中说，越是那些坏到极点的人渣越是需要优质的辩护。

事实上，陆刚也正是通过一系列逻辑缜密的推理演绎去推翻这一个个，看似牢不可破却充满瑕疵的证据。

面对质疑时，陆刚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们在一所法律大学的教室里，为了一群将来有可能成为法官的年轻人，在讨论一桩谋杀案，是为了我的孩子，也是为了你的孩子，为了我们的孩子在讨论一个人的生死，这事不该吹毛求疵？决定一个人该不该枪毙，这事不该吹毛求疵？”现在想来，依然觉得精彩。

最后一轮公投，全票无罪通过。

从1∶11到12:0，是十二位代表着不同职业、不同社会阶层的普通公民，在感性宣泄后闪耀的理性光辉。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能像陆刚一样思考，理性主义的本能与法律思维的精神根植在每一位公民心中。

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否挣脱经验主义的藩篱，勇敢地对占据上风的绝大多数说不。

这场模拟法庭结束后，现实审判中的“富二代”也被宣告无罪。

毕竟无罪之人自始无罪，只是在有些人心中，他被判了死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