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后》：“五四”时期女性作家对群体欲望与爱情伦理的书写

在文坛大家辈出的“五四”时期，凌叔华的作品不多，论影响力也不如林徽因、冰心等女性作家，但其作品的独特性，足以使她屹立于五四文坛。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评价凌叔华说，“在创造的才能上，这些人都比不上凌叔华”，因为凌叔华“作为一个敏锐的观察者，观察在一个过渡时期中中国妇女的挫折与悲惨遭遇，她却是不亚于任何作家的”。

即使与她的丈夫陈西滢公开骂战的鲁迅，也中肯地评价道，“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地，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古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

要了解凌叔华，就不得不说一下鲁迅所讲的“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创作出的“出轨之作”了。它正是1925年1月刊载于《现代评论》的短篇小说《酒后》。该小说的问世，让凌叔华一举成为闪耀文坛的新星，周作人、朱自清、沈从文等文坛大家纷纷投来肯定与赞许的目光。

凌叔华同名短篇小说集，本文只就《酒后》一篇讨论

但和鲁迅一样，很多人将这篇小说定性为“出轨之作”——一个女人，有一个全身心爱自己的丈夫，竟还不知足，居然恩将仇报希望丈夫允许自己当着他的面亲吻一名醉酒的男子，虽然最后她“回复了她的古道”，没有亲吻那个男子，但也算是“精神出轨”。

即使在今天，也很少有人敢这样“明目张胆”地书写出轨。

但这真的只是一个单纯写出轨女人的作品吗？有人说，这篇小说实际上是凌叔华个人生活的写照。实则不仅如此。深究来看，《酒后》其实是一部“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家，使用最为大胆的方式，对压抑了数千年的女性这一群体的欲望与爱情伦理，进行的探讨与书写。

01.《酒后》中女性欲望的双重镜像

有文章评论《酒后》塑造了一个“理想丈夫的形象”，“勾画了男性与女性融洽相处的温馨情景”。这个结论实在是忽略了凌叔华女性写作视角的重要性。如果仔细分析小说中两人关系的描写，就会发现这对新式夫妻之间的温馨是多么的尴尬。

《酒后》中，凌叔华不露声色地展现了身为女性才有的情欲。她通过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将采苕“浮现欲望—言说欲望—消弭欲望”这一流变过程进行了书写，呈现了女性欲望挣脱又受虐的双重镜像。

挣脱指的是：从道德上来讲，采苕和永璋是夫妻，他们通过自由恋爱而结合，理应尊敬与爱丈夫，不该再对别的男子产生爱情。

但采苕止不住地去看酣睡的子仪，“自从认识子仪就非常钦佩他；他的举止容仪，他的言谈笔墨，他的待人接物，都是时时使我倾心的”，而“愈看他，愈动了我深切的不可制止的怜惜情感，我才觉得不舒服，如果我不能表示出来”。

伦理的限制，让采苕不得不压抑自己对子仪的欲望，只有此刻的幻想，能让她暂时从道德的枷锁中挣脱出来。

但丈夫永璋的喋喋不休，却阻断了她欣赏子仪，令她大为恼火，“你却滔滔不绝，不觉得渴吗”？

无形中也进一步刺激了采苕的欲望。不能直言的爱，压抑着采苕，使她倍感受虐。

推动情节走向高潮的是丈夫永璋的一个“讨好”行为，他问采苕，“大后天便是新年，我可以孝敬你一点什么东西？”

永璋的发问给了采苕受虐延缓的时间，她试图从受虐中挣脱出来，无果后又在丈夫持续的讨好中，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我什么也不要，我只要你答应我一样东西……只要一秒钟。”
“我只想闻一闻他（子仪）的脸，你许不许？”

从后文来看，“闻”指的就是“吻”。

这里有意思的是采苕与永璋之间不断推拉的对话。提出诉求的采苕，不断向丈夫论证自己欲望的合理性；即使丈夫最终答应了自己的要求，采苕也希望他能“陪我走过去”， 这体现了女性自我欲望实现时的不自信——在两性关系中，永璋对采苕是“讨好”的。但一旦触及到伦理道德层面，永璋男性权威的一面便暴露出来。采苕的不自信，侧面也反映出男权社会对女性压抑的影响之深。

最终，采苕并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作者写道，“我不要Kiss他了”。

这一举动，令采苕的受虐达到了高潮，从开始的想挣脱，到完全自由，再到她主动拒绝。她最终选择站在男权社会的立场，回归到社会对女性“守妇道”的认知中，从而消弭了自我欲望。

02.凌叔华对女性爱情伦理的个人化思考

《酒后》中，采苕的欲望看似是子仪，实则却是试探与挑战以丈夫永璋为代表的男性权威。那么，作者为什么要以婚姻为切口讨论女性欲望问题呢？

杨联芳在《性别视角下激进主义思潮与文学》一书中，论述了“恋爱”这个新名词是如何成了“五四”的关键词，又是如何对影响了当时的知识分子们的。

她说，东西方不同流派的爱情哲学与伦理观念撼动了封建保守的中式情爱，这些观念中“个性自由”思想正契合了“五四”时期的需求，因此，广受当时年轻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欢迎。

《酒后》正是“五四”时期女性情爱意识觉醒和表达的作品，采苕在心理与情感上的蒙眬与清晰、挣扎与试探，充分体现了凌叔华对女性爱情伦理的个人化思考：“爱情”是一种个人情感的自由表达。

在凌叔华看来，表达对异性的欣赏与爱慕，是正常的情感流露，并不违背伦理。采苕清醒地知道她对子仪的欲望来源——一方面是他的外貌和言行吸引，另一方面，是对他不幸婚姻产生的怜惜之情。矛盾的感情令她无法理性思考自己对子仪到底是不是爱情。

驱使她将自己的想法大胆表达出来最根本的原因则是，丈夫永璋是一位新式知识分子，他充分了解、尊重妻子的情感，并允许、鼓励她按照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

“很早以来，爱情就是人道主义、人人平等的思想的宣言书。”凌叔华的情爱观念可以看作是“五四”时期女性摆脱奴役、追求平等与自由的意志表达。

有人说，这篇小说完全是凌叔华自己的情感生活写照：丈夫陈西滢曾在北大任教，梁实秋称他为“五四以来五大散文家之一”，更重要的是他是凌叔华主动追求来的。

凌叔华与丈夫陈西滢

与采苕的克制相比，凌叔华本人的思想更加开放。与鲁迅骂战后，陈西滢被遣武汉大学执教。正是在这里，凌叔华认识了来自英国的朱利安（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侄子），两人互相吸引，迅速陷入热恋，并大胆实现了采苕未能实现的愿望。得知这一消息后，陈西滢自然十分生气，他给了凌叔华三个选择：一，离婚。二，不离婚，分居。三，与贝尔断绝来往。处世精明的凌叔华选择了三。

英国青年朱利安

很显然，采苕身上有凌叔华自己的影子，但采苕又并非凌叔华意淫的产物。她用探索者与观察者的双重身份，审视着那个年代里女性世界的悲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酒后》是高于她的个人生活的。

03.凌叔华写作的独特性

凌叔华在“五四”时期的文人当中，无疑是奇葩般的存在，她的作品题材另类，叙事审美独特。即使在今天来看，也是十分前卫的。

笔者认为，造就凌叔华写作独特性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她旧式高门巨族的生活；二是她接触到的新式知识分子。

民国初年，凌叔华出生于一个高门巨族（今北京史家胡同）。在这里，她目睹了旧式大家庭特有的妻妾成群、争宠夺利、重男轻女现象。凌叔华是庶出的女儿，但她从小显露出的写作、绘画天赋，让父亲对她偏爱有加。参与社交、留洋国外，父亲的默许让她发现了更多的自由和未来的可能性。

凌家宅院一角

凌叔华一家接待外国友人

纵观凌叔华的作品，她的主要写作对象正是“旧家庭中的婉顺女性”。这里的“旧家庭”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封建家长大家庭，而是像凌家一样受到新思想洗礼的“旧家庭”。

“五四”时期，虽有部分女性觉醒，但社会的残酷让她们举步维艰——新思想与旧生活的反差，让女性在追求新思想的同时，又受制于传统礼教。由此可见，女性追求自身解放之路还很漫长。

凌叔华通过笔下的人物，诠释了她所认识的理想的女性意识。因此成为“新闺秀派”的代表。

另一方面，凌叔华接触到的新式知识分子，促使她逐渐产生了现代思想的萌芽。

凌叔华的“小姐的大书房”，举办过各种高端的文化沙龙活动，徐志摩、陈西滢、齐白石、陈师曾都是她的座上宾。在文学、作画的交流中中，凌叔华潜移默化接收了很多新思想。有人说，凌叔华之所以嫁给陈西滢，正是因为他曾留洋接受许多新思想。

此外，泰戈尔、伍尔夫也在凌叔华的交际名单之上。泰戈尔曾夸赞她，比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伍尔夫则指导她用英文写出了《古韵》这部自传小说。

凌叔华《古韵》

新月派作家们评价凌叔华是“中国的曼斯菲尔德”，这个说法其实并无贬义，而是说二人思想、创作以及活动轨迹的相似性。就创作而言，二人都聚焦女性日常生活小事，通过挖掘这些女性的生活、情感以及命运，表达出对这些女性的关怀，以及对她们所处环境和社会制度的不满和鞭笞。从这两位作家身上，我们看到了东西方女性作家思想的同步性。

《酒后》出版至今已经近一个世纪了，凌叔华作品中对女性意识的探索、理想和诠释，在今天仍有指导意义。当下，“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女人最重要的是家庭”的观念依然有很多受众，这实在是与全球视野下女性追求平等、独立的潮流相矛盾的。

将幸福和快乐建立在自己身上，才能真正找到、把握住幸福和快乐，做到这点，才是女性意识真正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