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名臣余子俊，文名实兼，能诗善书，鞠躬尽瘁的精神永留世间

«——【·前言·】——»

余子俊，士大夫，宪宗朱见深和孝宗朱祐樘时期曾任兵部及户部尚书，四川青神人。余氏家族祖籍湖广京山，因躲避十四世纪六十年代早期的元末战乱而迁至四川。

余子俊之父曾任户部郎中，在其九岁时便过世。1451年余子俊考中进士，担任户部主事。

1455年1月，余子俊上书朝廷，批评光禄寺官员以及宗教仪式中的僧侣道士过度浪费，此事引发了较大的关注。

一、余子俊步步高升

次年8月，余子俊升任户部福建司员外郎，并于四年后担任西安知府。

余子俊2227子俊重要功绩之一便是监督灌溉工程，为当地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解决了由于旧水道淤塞而导致的供水不足问题。

余子俊并没有采取疏通旧水道的方法，而是利用地下水道，使两条水源自东流入城内，自西流出。通过开凿超过1，550丈的水道实现了引水的目的。

作为此事的奖赏，二十个月后，他升任右参政。并于1470年年初转任浙江布政使，直至1471年2月升任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

就任新职，余子俊面临巨大的问题，即需要加强防御，抵抗以孛来为首的蒙古部落的入侵。

在此前一年，右副都御史、负责延绥防务的王锐建议在榆林边境修建边墙，辅以堡垒和烽火台作为防备。

王锐的建议得到了陕西巡抚马文升的支持；但是在朝廷讨论此事时，考虑到耗费巨大，因而并没有立即采取相应的措施。

1471年8月，在上任七个月之后，余子俊写了一篇长篇奏折，重申先前的建议，提出沿着陕西和甘肃北部的榆林和庆阳山区的山势走向修建边墙。

这些边墙应该高2.5丈，配有堡垒和烽火台，并在九十两月进行施工，需用五万劳工。

但是在兵部尚书白圭的带领下，上级官员反对这一建议，认为花费太巨，会加重当地人民的负担，建议以后再讨论筑墙一事。

次月，蒙古人加强了对榆林的进攻，朝廷试图驱逐河套地区的蒙古人亦宣告失败，形势日趋严峻，因而加强防守的呼声重新获得了认可。

1472年10月末，余子俊再次上奏，重申之前的主张，强调边墙对于防御的重要性。虽然建造边墙会有所花费，但是最终将减少每年的防御开支。

此次上书得到了宪宗朱见深以及诸多高级武臣的支持，其中包括赵辅和王岳，而反对者是白圭及其他官员。

1474年春，边墙修筑工作在余子俊的监督下展开。8月，余子俊报告修筑已经基本完成。

边墙东起陕西东北的清水营，西至宁夏西北的花马池，三分之二的部分为西南走向，然后转向西北，共计1770里。

边墙靠近山顶，顺山势所筑，配有堡垒、烽火台、哨所，共计八百多单位；所用劳工四万余人，历时数月，花费超过一百万两白银。

修筑完毕以后，该段边墙不但成为抵抗蒙古人入侵的永久性屏障，也为当地军屯提供了保护，据报告称每年可以收获六万石粮食。

1482年7月，余子俊的边墙接受了第一次考验，明朝的守军借助边墙的阻拦成功地抵御了蒙古人的大规模攻势。

下一个世纪，明朝官员先后多次修复和加固边墙。例如1507年的杨一清、1541年的樊继祖、1546年的翁万达和1574年的王崇古。

边墙虽然起到了防御的作用，但是对于明朝北部边境的防守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在陕西和宁夏北部。

无论从心理上还是实际上，边墙都成为了一个阻隔和屏障，限制了明朝防御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阻碍明朝军民冒险进入河套地区。

最终导致该地区落入了蒙古人的统治范围，损害了明朝的利益。1475年12月末，余子俊转任陕西巡抚，就防务和提高百姓的生活问题上书七条。

而当地百姓仍然零星受到蒙古人入侵的威胁，他恳请朝廷免除陕甘两省百姓前往南方各省军事征兵，并亲自指挥战斗击败甘肃羌族部落的叛乱。

同时，余子俊继续监督西安的灌溉工程，疏通了地下水道。这一水道完成之后，百姓称呼其为“余公渠”。

1477年9月，出于对其政绩的表彰，宪宗任命其担任兵部尚书，并于一年后加封太子少保。

就任新职后，余子俊主要致力于北部边境的防守，避免无把握的交战，同时提高军队的待遇以提升战斗力。

1477年11月，他提出军队的十条准则，指导加强军队的训练、制定赏罚标准鼓舞士气、去除军中的官僚习气、鼓励军民之间建立融洽关系等。

与此同时，余子俊抗议对边境地区部族的恣意挑衅。例如，他反对汪直的党羽、辽东巡抚陈钺因为小事发动对建州女真的征讨。

亦不赞同贵州巡抚陈俨动员三省的军队大规模征讨贵州境内苗族的叛乱。因为陈钺之事，余子俊的得罪了汪直，而后者随后控制了朝廷。

汪直与其同党密谋除掉余子俊，但在其阴谋实施之前，余子俊因为母丧离职，因此避开了可能出现的危险。

1483年8月，在服丧期满之后，余子俊被召回京城，担任户部尚书；七个月后又兼任宣府和大同总督，负责防御和军事供余子俊，同时宪宗加封其为太子太保。

1484年9月，余子俊上奏建议制造一种特殊的战车，共计一千五百辆。其中一千辆送往大同，五百辆送往宣府，每辆战车配有十名士兵。

据余子俊所言，一旦在边境的平原上遭遇蒙古骑兵，这种战车将十分有效。宪宗批准了这一计划，但是这一新的战策远未完善，因而随后计划不得不暂时中止。

当年年末，由于敌人撤退，余子俊返回京城，继续担任户部尚书一职。两个月后，余子俊上奏抱怨边境粮食储备不足，恳请朝廷从京师附近调粮以增加储备，同时要求减少朝廷开支。

一月后，随着蒙古人的再度入侵，宪宗令其返回边境，担任副都御史，并任命殷谦继任户部尚书。

8月，余子俊上奏朝廷，建议在宣府和大同修复并建造边墙，共计1321里，从黄河转弯处至辽东海边，包围整个边境。

余子俊建议修筑440个新的烽火台，每个高三丈、宽三丈，需要六百人每周工作六天修建完成。

整个计划需要八万六千劳力，历时八个月，估计需要花费十五万石粮食、七万七千两白银以及二十五万担盐。

考虑到延绥边墙颇为有效，宪宗同意了余子俊的方案，下令于次年5月开始修建。与前一工程余子俊亲自监督不同，这次他将修筑任务下放给下属，以令其增长经验。

但是这一修筑计划十分复杂，在计划和实施时有诸多的不一致，因此对于这些官员来说是不小的负担。

由于双方存在分歧，这些官员上书朝廷，指责余子俊领导无方，浪费钱财；1485年11月，宪宗重新任命余子俊担任都御使，巡抚大同。

起初，宦官韦敬指控余子俊滥用权力，变更及提拔部分官员负责边境防御。韦敬的这一行为显然是出于怨恨余子俊。

因为后者曾揭露韦敬担任延绥镇守时滥施暴政，导致其转任现职。由于这些弹劾以及之前的指控，宪宗指派数名官员前往边境调查此事。

负责调查的官员返回京师后，向宪宗报告余子俊无罪，但是也提到了修筑边墙的工程耗资巨大，对于当地百姓而言难以负担。

为了安抚反对者，1486年3月，宪宗撤除了余子俊的太子太保一职，令其退休。1487年8月，宪宗重新召回余子俊，授任兵部尚书并恢复其荣誉称号，但是一个月后宪宗驾崩。

二、余子俊年事已高

孝宗朱祐樘继任皇位后，余子俊三次上书请求退休，都被挽留继续担任原职。

1488年2月，余子俊上奏四条，提出平均分配各地官员候选人、增加各省的粮食储备、增强边境防御和火器部队以及确保公正审判案件。

这些建议得到了孝宗的采纳，1489年3月，由于病重，余子俊再次上书请求退休，但是遭到了孝宗的拒绝。

当月月底，余子俊过世，享年六十。孝宗赐予其太保，谥号肃敏，任命其孙余承祖世袭锦衣卫千户，但是后者不久之后便离世。

1493年5月，孝宗任命余寘一余承祖之父，担任锦衣卫千户，并于1502年4月准许其子孙世袭此职。

接受任命之后，余寘于家乡建立祠堂，纪念其父亲。在此后武宗统治时期，为了纪念其功绩，陕西和宁夏边境多处为余子俊建立祠堂。

余子俊的一些奏议收入《余肃敏公奏议》，十八世纪遭禁，但是仍保存至今。残缺本的抄本藏于此前北平的人文科学研究所。

《余肃敏公奏议》部分收入于陈子龙的《皇明经世文编》中。余子俊之子余寘，1493年担任锦衣卫千户后，被派往贵州参加镇压苗人的叛乱，随后升任指挥同知。

四年后，余寘被召回北京，担任参将超过十年之久，直到武宗朱厚照统治初期触怒了宦官刘瑾。

余寘试图借口身体患病退休，以躲避可能出现的危险；大概就在此时余寘的世袭军功被废除。

三年后，即刘瑾被处死后不久，余寘被宣召回京，但是不久朝廷便令其在南京退休，其封号和俸禄照旧，直到1517年去世。

由于无子，余寘收养堂兄弟的长子余承恩作为继承人。余子俊收养弟弟的儿子余寰作为继子。1476年10月余寰荫祖功进入国子监之后，于1499年考中进士，在户部任职。

次年8月，余寰上奏朝廷，对于防务提出三点建议，论其伯父余子俊所主张的战车及烽火台的功效，强烈建议朝廷制造战车及修复边墙的烽火台。

此建议为朝廷所接受，余寰升任户部员外郎，四十三岁时于任上去世。余寰有三个儿子，都在官场任职。

长子余承恩通过荫功进入国子监，最先担任南京锦衣卫指挥佥事，后任湖广参将、四川参将，并在镇压当地叛乱时崭露头角。

三、总结

四年后升任四川茂州游击将军，沿着自己的辖区修筑城墙，阻止当地叛乱者的进攻。此后，余承恩担任指挥佥事，负责平定四川贵州边境的叛乱。

一年后，因为身体有疾，余承恩退休，卒年五十三岁。余寰次子余承勋，1517年进士，担任翰林编修，直至卷入世宗朱厚熜统治初年发生的“大礼议”事件。

余承勋因此退休，并在此后的四十年间潜心学术。他参与编辑了《青神县志》，1551年完成，并流传至今。

余寰三子余承业，1523年进士，首先出任河南邓州知府，1531年升任云南府同知。

其后担任户部员外郎，1533年担任刑部郎中，1534年担任云南按察佥事。

1543年，余承业前往北京，请求朝廷恢复其伯父余寘子孙的世袭军功。随后，余承业转任河南，并升任湖广参议。

次年，他升任云南佥事，这也是其担任的最高官职，此后不久余承业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