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之死》被批倒后，社会焦虑依然存在

《状元之死》被批倒后，社会焦虑依然存在

梁兴国

近日，中国大陆一篇在极短时间内赢得很多读者及广泛传播的文章，却又在极短时间里，被批判为“精神垃圾”“毒鸡汤”而被屏蔽删除。它就是《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一文（以下简称《状元之死》）。

《人民日报》批它“卖惨卖焦虑”“无节操刷流量”“消耗注意力资源，稀释社会信心”。《新京报》批它：“（该类文章）极力夸大焦虑，无论是在几线城市的生活图鉴，无论生活处在怎样的状态，都能被他们用‘焦虑连着焦虑’给概括。”《人民日报》旗下“侠客岛”的批判文章说：“这类文章激发、放大了读者的焦虑。”《检察日报》的文章说，“（此文）贩卖焦虑，堪称‘毒鸡汤’”。

阅读各种内容大致相同的讨伐性文字，不禁令人想起一个观点：中国的教育中，最欠缺的可能是逻辑。

批判者在痛批此文时有否想过，到底是《状元之死》激发了社会负面问题、放大了社会焦虑，还是社会本来就存在负面问题和很大的焦虑？文化产品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没有一定现实基础的作品，很难在思想市场上立足，更不要说赚取读者的同感和共鸣了。

《状元之死》之所以能够戳中很多人的痛点甚至泪点，恰恰是文章所描写的问题和焦虑，很多人经历过、感受过。

倘若社会中不存在真实的、大面积的焦虑，区区一篇文章，焉能激发很多人的焦虑；如果社会中的确存在大面积的焦虑，即使没有此文“贩卖焦虑”，人们的焦虑依然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在一片“愤怒声讨”的围剿中，仍有人在网上推荐或搜索《状元之死》这篇文章，甚至有人为之分辨：“故事是假的，可所映射出来的事是真实存在的？至于文中故事的真假根本不重要，鲁迅先生的文章都是写真实人物的故事吗？可相同的事是满大街都是！”

此文确有值得批评的地方，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基本事实”不真实。作者在文后标榜属于“真人真事”，但有人通过文章所提及的学校信息及高考情况，考证该文极大可能属于“完全虚构的文学作品”（不过至今也不能完全排除文章所写并非“真人真事”）。一些人愤怒了，指责作者欺骗了他们的感情。

一篇标榜“真实”的文章，因为不真实而被批是有道理的，这是作者为其不诚信而应承受的结果。但说《状元之死》一文激发或放大了社会焦虑，那却是一种批评的扩大化，是“倒果为因”，说严重点，属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列。

现在，《状元之死》一文被打倒了，社会的焦虑感是否就降低了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事实上，没有任何问题和焦虑感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焦虑。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社会的一种常态。

近年来，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发展的瓶颈期，或者进入了执政党和政府所谓的改革的“深水区”，加上经济下行、外部世界风云变幻，社会处于矛盾和焦虑的多发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普通中国人深感焦虑。这是真实的现实，并非虚构，这已为很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所认可。就连刚刚结束的中央电视台2019年春节晚会上，有个《占位子》的小品，也表达了众多家长在教育问题上的焦虑。

因此，即使没有《状元之死》一文，当下社会的焦虑也是客观存在，而且程度很高。比如每年800多万大学毕业生要就业，但这两年经济不景气，很多企业裁员，即将踏入社会的大学生和他们的父母能不焦虑吗？再如随着中国老年社会的到来，养老问题日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但目前较低的养老金和不断升高的养老支出，确实让数量众多的中低收入者十分焦虑。再如“看病贵”“看病难”等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一场大病毁掉一个家庭的悲剧不时上演，这也让很多低收入家庭和一些“中等收入者”焦虑不已。

一篇文字作品只要不违反现行法律法规，也不违反公序良俗，就应当给它生存的空间，让社会和大众自由地选择赞同或是反对。对作品的正常批评应限于作品本身，不要溢出作品，更不要在某种先验的“正确”引导下搞批评的扩大化。无论如何，批评应是平等的，不应挟权威之力，站在道德的至高点上，对文章进行断章取义的批判，乃至封杀。

对《状元之死》一文的批判者，如果不是选择性无视，就很清楚现实社会的焦虑其实远比文章所反映的要严重。不对社会的焦虑进行揭示，而对揭示焦虑者进行批判，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心态。与其集各方之力围剿一篇并不违法亦不悖德的文章，不如负起更大的责任，直面社会的焦虑，更多地关注比如毒疫苗、尘肺病、失独家庭、留守儿童和司法不公问题等等。

将当下社会的焦虑问题归咎于一篇文章，某种程度上是在推卸自己的责任；然而，让一篇文章来为巨大的社会焦虑背锅，根本无助于社会焦虑的真正解决。

（作者是中国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原刊《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