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非洲幼童奄奄一息，险遭秃鹫捕食，摄影师拍照一年后自杀

作者｜宁镜诚

提起凯文·卡特，很多人肯定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在1993年，他拍摄的照片《饥饿的苏丹》可谓世人皆知。

这张触目惊心的照片中，一个骨瘦如柴的小女孩跪卧在干涸的土地上，奄奄一息。在她身后不远处，一只肥硕的秃鹫紧盯着眼前的“猎物”，生怕错过这场即将到口的美餐。

凭借这张照片，凯文·卡特荣获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这是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按理说，卡特此后应该迎来事业高峰，收获鲜花和掌声。可就在一年后，卡特自杀身亡，年仅33岁。

这张《饥饿的苏丹》背后到底潜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凯文·卡特在这段拍摄经历中又承受着哪些非议？

正式展开叙述前，笔者有必要对凯文·卡特的人生经历做一个简单的勾勒。

凯文·卡特

1960年，卡特出生于南非，其父母都是英国移民。彼时正值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推行时期，黑人因此遭受了诸多不公正待遇。

卡特的父母是坚定的种族隔离支持者，但他却坚决反对这一制度。1983年，一段刻骨难忘的经历彻底改变了卡特的人生轨迹。

那一年，南非首都发生汽车爆炸袭击。彼时正值下班高峰，一辆装有炸弹的汽车肆无忌惮地冲进大楼，只听“轰”地一声，火光漫天，血肉横飞。

此次恐怖袭击造成16人遇难，130多人受伤。年仅23岁的卡特亲眼目睹了这一惨状后，下定决心要做一名新闻记者，希望通过相机揭露真相，从而反抗种族隔离制度。

数年后，他进入约翰内斯堡的《星报》，成为一名真正的摄影记者。

卡特在工作中

因为经常面对死亡，所以卡特的照片中难免会出现死者。他也曾经问自己：拍摄死者，是否属于一种罪恶？

经过反复思考，卡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的工作，要求我必须从视觉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我曾经拉近镜头，拍摄过一张死人的照片。这个士兵穿着卡其色的制服，脸上灰白，躺在沙滩的血迹上。当时我正在拍摄，但是我的内心也有另一种声音：‘上帝啊，原谅我这种行为吧！’我不能犹豫，这是我最好、也是唯一的时间去完成自己的工作。如果没有勇气在第一时间按下快门，那很抱歉，你就只能退出这个游戏了。”

反映真实现场，还原事件真相，是摄影记者的职责所在。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克服内心的恐惧的偏见，将事物的本来面貌呈现给观众。

这个过程是神圣的，也是沉重的。

枪声俱乐部在工作

追逐人生方向的道路上，最幸运的莫过于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卡特也不例外。为了在拍摄时互相帮助，他和格雷格·莫尼诺维奇、奥诺·希尔瓦、肯·奥斯特·布鲁克组成了枪声俱乐部，旨在记录最真实的战争世界。

因为长期浸染在战争的环境中，战场上的残酷和无情让卡特的神经高度紧张，那种带有血腥和哭声的记忆让他无法释怀。

“我的脑海里全是关于战争带来的可怕记忆：杀戮、尸体、愤怒、痛苦。”为了轻松些，他只能趁着空闲时间，大口抽烟，从而让自己的神经得到些许放松。

时间一晃，来到1993年。那一年，卡特接到了去苏丹拍摄的任务。

提起苏丹这个国家，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它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大约有36%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作为全球发育迟缓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苏丹约有100万儿童受到全球急性营养不良的影响。

以此为背景，1993年的苏丹战乱频发，粮食短缺问题愈发严重。其中，苏丹南部的饥荒问题尤为突出，截止1993年1月，该地区5岁以下的儿童中有40%营养不良。

饥饿不光侵蚀着孩童，甚至是成年人都未能幸免。彼时，仅阿约德县每天就有约10-13名成年人因饥饿死亡。

那年3月，联合国为了号召全球对苏丹实施援助，特邀凯文·卡特和若昂·席尔瓦进行实地拍摄报道。

卡特和席尔瓦抵达苏丹后，立刻被当地民众的惨状所震惊。他们一边收拾心情，一边选取合适的题材进行拍摄，希望借助自己的作品更好地帮助当地民众脱困。

一天，卡特偶然在一个食物救济中心附近看到一个瘦骨嶙峋的小女孩，因为饥饿，她已经变得极度虚弱，只能爬行向前。小女孩身后，蹲着一只秃鹫，正虎视眈眈地盯着眼前的“猎物”，期待能够饱餐一顿。

眼前画面带来的巨大冲击让卡特来不及思索，果断按下了快门。事后，他赶走了秃鹫，因为小女孩的母亲正在前方不远的救济中心，所以卡特没有过多停留，而是找到席尔瓦，和他分享自己刚拍的这张照片。

卡特兴奋地说道：“你不会相信我刚拍的照片！我拍那个跪在地上的小女孩，当我转变了角度之后，突然有一只秃鹫就在她身后！我就继续拍照，拍了好多张！”

兴奋之余，卡特心中满是震惊，他继续对席尔瓦说道：“看到那个情景，我的脑中只能想到梅根。”（笔者按：梅根是卡特的女儿。）

很快，卡特的照片刊登在《纽约时报》上，并被全球媒体纷纷转载，由此引发了国际社会对苏丹内战和饥荒问题的广泛关注。

当然，最让民众关心的还是照片中那个孩子的去向，人们都担心秃鹫会危及小孩的生命。因为报社没有收到确切消息，所以对此只能含糊回应：“记者拍摄照片后，赶走了秃鹫，但不确定小女孩是否安全抵达了救助中心。”

报刊对读者的回复

这一回应让公众大为不满，人们对此无从发泄，只好将其全部投射到卡特身上，指责他只顾着拍照，却没有对小女孩实施救助。

尽管争议极大，但这张照片仍获得了1994年的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评语这样写道：“它以显著的方式表明了人性的倾覆，揭示了整个非洲大陆的绝望。”

获奖的兴奋没有持续多久，卡特很快坠入了一场舆论的“漩涡”之中。

一位驻美日本记者在采访普利策奖的评委之一约翰·卡普兰时说道：“这位自私的、不关心民众的媒体和记者，踩在小女孩的尸体上得了普利策奖。”

约翰·卡普兰对于此番言论颇为诧异，因为他和其他评委在审核时就注意到《饥饿的苏丹》上面留有注释：她的母亲就在前方不远的救济中心，小女孩并不是只身一人在沙漠中前行，有人会来帮助她。

此外，小女孩的手上有一只白色塑料环，这也显示她已经受到了救助。退一步讲，即使当时她继续帮助，摄影师卡特也绝不会坐视不管。

无奈这一采访被搬上电视后，制片方为了赢得更多的收视率，约翰·卡普兰的陈述遭到剪辑，人们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对凯文·卡特展开了猛烈抨击。不少民众表示：“那个调整镜头来拍摄她的痛苦之人，可能也是一个掠食者，现场的另一只秃鹫。”

残缺的新闻片段裹挟着愤怒的群众，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人们居高临下，被舆论攻击的卡特痛苦不已。

据卡特的好友，一同前去苏丹摄影的席尔瓦回忆：“那天，负责派发粮食的直升机降落在苏丹，很多饥民都去救助站领粮食，其中就包括照片中小女孩的母亲。因为领粮食的人很多，那位母亲无暇顾及自己的女儿，小女孩已经饿的没有力气，只能蜷缩在原地，这时恰好有一只秃鹫落在她的身后。”

席尔瓦说：“卡特轻轻地调整了角度，在不惊扰秃鹰的情况下，把他们俩都收进了镜头。”

为了追求极致，卡特又花费了20多分钟等待秃鹫张开翅膀，从而增加画面的冲击感，但是秃鹫始终没有采取下一步动作。

出于构图的考虑，卡特并没有将不远处的救济站难民放入画面。结束拍摄后，卡特赶走了秃鹫，小女孩逐渐恢复了力气，朝自己的母亲走去。

卡特拍摄完这张照片后，好像浑身失去了力气，就近找了一棵树坐下，拼命地抽烟，眼泪止不住地流。

可是这些真相，全部被一些媒体掩盖。

因为批判者的步步紧逼，卡特身心俱疲。本来摄影记者的收入就不多，但是当时的局面让他压根接不到任何维持生计的任务。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来自于卡特的好友一一新闻摄影师肯·奥斯特布鲁克在执行一次拍摄任务时不幸中枪身亡，这让卡特痛不欲生。

1994年7月27日，卡特选择自杀，年仅33岁。

后来，人们在他身上搜到这样一封遗书：“我感到抑郁……没有电话，没有交房租的钱，也没有抚养孩子的钱，更没有还债的钱……我被那些鲜活的记忆深深地折磨着，那些杀戮、尸体、愤怒和痛苦的记忆，那些饥饿或受伤的儿童、疯子、一些警察、和刽子手的记忆……如果幸运的话，我希望在走了之后能再次见到肯。”

最触目惊心的，是这样一句话：“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

卡特死后，真相才被一页页掀开。

2011年2月14日，西班牙《世界报》上的一篇文章讲述了《饥饿的苏丹》背后的故事：那个倒地的幼童右手戴着一只塑料圈，上面写有T3的字样，那是联合国食品供应站发放的，T代表严重营养不良，3则代表到来的顺序。这表示这名幼童已然接受了救助。

该报的记者后来对照片的拍摄地进行了实地采访，探寻那个孩子的下落。后来才证实，那个小孩其实是一个男孩，名叫孔·尼翁。孩子的父亲透露，孔·尼翁在饥荒中存活了下来，顺利长大成人。可惜的是，就在4年前，孔·尼翁不幸死于热病。

至此，真相大白。可是没有人愿意为卡特的死负责。

卡特的女儿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难掩愤慨：“我觉得其实爸爸才是那个无力爬行的孩子，而整个世界则是那只秃鹫！”

联系实际生活，对于网络上的只言片语，我们在没有了解事件全貌的情况下，尽量不要发表过激言论，否则很容易失去判断，直至被网络的洪流吞没。

卡特的遭遇同样让笔者明白“人言可畏”的真实含义，这个成语曾被电影明星阮玲玉用在她的遗书之中。鲁迅曾在《论人言可畏》中这样描述好事者的嘴脸：“她们的死，不过像在无边的人海里添了几粒盐，虽然使扯淡的嘴巴们觉得有些味道，但不久也还是淡，淡，淡。”

人群散去，早已没有人关心事情的真相，他们意犹未尽地咂咂嘴，悻悻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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